作为第一批试点地区，上海司法改革已全面推开，全市法院首批法官入额比例将控制在26.3%以内，目前已完成考核、考试等程序，拟向遴选委员会上报人选。

　　与此同时，广东、吉林、海南、湖北、云南、青海等省法院也正在艰难啃下法官员额制这块司改“硬骨头”。

　　如何确保高素质法官留在一线办案？法官入额的标准是什么？在习惯了内部培训、任命法官后，面对全国19万余名法官重新“洗牌”，这些问题困扰着每个改革的实施者和参与者。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给出的方向是：“法官、检察官的选任，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尊重司法规律。”各试点地区纷纷探索建立公平公正的考核检验机制，设立省一级遴选委员会，从专业角度提出法官人选。由组织人事、纪检监察部门在政治素养、廉洁自律等方面考察把关，人大依照法律程序任免。

　　据了解，法官入额一般要历经9个环节：申请报名、法官岗位承诺、入额基本条件审查、业绩考核、入额考试、面试、遴选委员会把关、党组审议、公示。

　　“考核+考试”的选任模式已成为司法改革共识情况下，是否能确保最优秀的人才进入法官员额？院庭长、资深资浅的法官以及律师学者是否站在了同台竞技的员额制改革大舞台？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领导入额优先几何？

　　海南是第一批试点中员额制推进最迅速的省份。今年1月，海南将全省报名选任的法官集中在一起考试，根据考试结果，再结合其他考核标准，从符合资格的1393人中遴选出1133位员额法官。

　　这场“大考”在全国法官和媒体聚焦中完成。据了解，193名三级法院领导负责组织实施法官选任工作，通过考核方式选任入额，未参加考试；其他具有法律职务的审判人员，采取考核与考试方式选任，包括海南高院22个庭处室的处长、庭长们也必须参加考试。

　　海南考核与考试采取计分制，考试成绩占40分，考核计分占60分，主要由院领导测评分、工作实绩考核分、任职资历量化分构成。许多人认为，担任庭长、副庭长的法官，比一般法官具有更多优势。

　　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全国高院院长座谈会上表示，院庭长绝大多数属于资深法官和审判委员会组成人员，总体上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办案能力，经考核符合入额条件的，应当进入法官员额，但必须作为主审法官履行审判责任。

　　云南在改革中规定，除院长外所有参加遴选的审判人员都采取考试+考核的方式进行。考试由全省统一进行，考核实行“双层级”，即副院长及其他班子成员由上一级法院考核，其余人员由试点法院自行组织。

　　而青海和吉林对院领导进员额问题，显得更为谨慎。吉林把省市县三级法院院领导入额比例限定为30%、40%、50%，提倡年龄偏大或不具体分管审判业务的院领导发扬风格作出表率，自愿申请暂不入额。吉林高院共有5名院领导入额，占16位院级领导职数的31%。青海在研究院级领导是否直接进入员额的问题时，考虑院长直接入额、其他院领导考核入额，但为避免争议，规定在出台具体可行的办法之前，先行试点的法院院领导暂不进入首批员额。

　　“员额制的核心是让法官真正回归其职业本源，不是争待遇，而是投入一线真办案。”云南高院副院长田成有说，改革就要敢于打破论资排辈和迁就照顾的做法，不能“唯资历论”或“唯职务论”，坚决杜绝“能办案的选不上、选上的不办案或办不了案”的现象发生。

　　早在员额制改革启动之初，许多学者便担心，院庭长会首先占据员额指标。中央层面近期也多次发声表达对此的关注。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曾在讲话中称，“如果领导干部进入员额又不办案，或者少办案、挂名办案，一线法官、检察官就不会服气，我们做思想工作也就没底气。”

　　但也有成都中院徐尔双法官等认为，司法要解决社会问题，无论从工作年限、生活阅历、社会经验上来说，院庭长更具有优势。“借用李光耀的一句话：只有把选票交给45岁以上成家有子女的人才可靠。”

　　浙江大学法学教授翁晓斌曾在浙江高院挂职，他从院领导既是改革后果的承担者，也是改革的推动者和实施者来考虑，认为如果改革将使得较高比例院领导失去法官资格，恐怕不利于改革推动和实施。“即不应在制度上确定院领导一概入额，又要确保愿意从事同时也能胜任审判工作的院领导进入员额。因此，解决院领导是否入额标准和方法应当有别于其他人员。”

资深资浅如何平衡？

　　5月16日，吉林高院刑一庭庭长刘宏宇和青年法官宋姜美一起参加法官入额考试。

　　该院共147名资深、资浅的法官师徒们开始“同台竞技”。他们都十分重视这次考试，力争考出好成绩。“考试试题十分丰富，是对我们的审判能力和裁判水平的一次综合测试。”宋姜美说，自己对答题还是满意的。

　　对法官员额选任，吉林高院不分行政级别、资历深浅，对所有申请入额的法官一律采取“考试+考核”综合评定的方式进行，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其中考试占60分的“大头”，统一委托第三方命题和阅卷。

　　“从事审判工作十年以上、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的助理审判员恰恰处于专业素养基础好、审判经验有一定积累的上佳状态，遴选确定法官员额时，必须保障这些骨干力量能够进入法官队伍。”南京中院院长胡道才说。

　　天津高院院长高憬宏也认为这些年轻法官是近年来法院队伍建设攒下的财富，是未来法院改革发展的中坚力量。

　　员额制不能让年轻人“就地卧倒”，已在试点工作中得到检验。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法院经过2014年7月、2015年5月两次选任，共选任了130名主审法官。其中133名“80后”法官报名，选上28人；157名资历较老的法官报名，共入选102人。而吉林高院的此轮选任中，55岁以上的50名法官中仅有3人入额。

　　但是，并不是说助审员入额比例越高越好，关键看质量和能力。上海采取的是分类定岗实施原则，审判员入额“以考核为主，考试为辅，择优确认”，而助审员入额则是“以考核考试相结合的方式，择优遴选”。

　　翁晓斌赞成资深法官和年轻法官各占一定入额比例，在考核方式上有所区分。“由于历史和体制原因，我国法官群体中，存在年轻法官强于知识而弱于经验，资深法官强于经验而弱于知识的现象。强调经验，乃此轮司改的应有之义，也是审判质量之保证、司法权威之来源。”

律师学者其有意乎？

　　7月2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姜庶伟在法官云集的公众号“法官之家”上发表《欢迎我们即将的新战友——商建刚法官》，里面写道：“我愿意成为你，是律师对法官的最大尊重。”

　　商建刚，这位来自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今年39岁，是知识产权领域知名律师，媒体报道去年为律所创收达千万元以上。在上海首批入额法官选任中，成为上海二中院一名三级高级法官。

　　从律师中选拔法官，是司改的重要内容之一。《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

　　早在2013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选拔5名高层次审判人才，最终1名律师通过公开选拔入选。

　　在青海试点法官入额的实施中，也预留了5%左右员额用于从律师、法学专家等法律从业者中招录法官。

　　更多的理性思考认为，从律师学者中选任法官是可遇不可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许身健说，“实践中，极少有成功的大律师愿意选择去做法官，现在有这样的律师，把法官的职业尊荣看得比赚钱更重要了。”

　　翁晓斌也认为，改革以后法官地位、待遇有所提高，但提高有限，对于优秀的律师、学者仍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不过，确有少数优秀律师、学者基于职业理想和爱好愿意担任法官。

　　他认为要从律师、学者中选任法官，首先应当有统一申报标准。而且担任不同层级法院法官的，申报条件应有所区分，即下级法院法官的任职标准低于上级法院。

　　北京众鑫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郭勤贵认为，律师行业目前没有评级体系，这导致律师与法官两个职业无法客观、科学地对接。

　　“律师转法官毫无疑问打破了体制上的遴选渠道不畅，但形成科学合理有序的法官遴选机制还需各方努力。”浙江省平阳法院院长谢作幸认为，应该建立有效的律师转法官引进、退出机制，对于优秀的律师及时选任，对于不称职的法官及时予以清退，保持法官队伍的与时俱进。（记者 孟焕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