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记者写下那篇《花谢旧金山》时，一定没有想到这篇充满煽情色彩的报道会因为一段外人莫名其妙的话而腾传一时，举世讪谤。“如果她们在世，知道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在关注她俩，王琳佳也许会惊喜地睁大了眼睛，笑眯眯的，而叶梦圆也许不敢相信地跳了起来。”

我刚看到这一段也很愤怒，恨不得照着记者、编辑的屁股踢上一脚。我认为这是不可原谅的失误，只是我感觉到的不可原谅，跟其他愤怒的挞伐者们不全一样。

按照记者的说法，她只是想选择“一个大V”来突出事件的影响之大。那好，我们尝试置换一下，将“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换成“赵薇”或“韩寒”或“易中天”会怎么样？仍然很不舒服。

我们再来试试，换一个句式，改几个词语：“如果她们在世，知道那么多大V在关注她俩的命运、性格与生活，王琳佳会不会惊奇地睁大了眼睛？而个性活泼的叶梦圆会不会不敢置信地跳起来？”

是不是感觉好一点？我换掉了官员姓名，“惊喜”肯定是鬼扯，“睁大了眼睛”又“笑眯眯的”，你来试试？“个性活泼”是在为“跳起来”这种夸张的举止补充解释。记者，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更关键的改动是整句话变成了疑问句，减弱了叙事者越俎代庖的蛮横。人们总将新闻称为“历史的底稿”，在走笔较为活泼的历史著作中，这样替人物想象另一种可能性的写法并不鲜见。

那改动过的这句话可以留下来了吗？对不起，若我是编辑，这句话还是要删掉，因为逻辑上说不通：如果两位小姑娘在世，何以会受到以蔡奇部长为代表的大V们的关注？她的那些重伤的、轻伤的、饱受惊吓的夏令营同伴，受到了这样的关注吗？

正常人都不愿看到灾难横生，但大型灾难会引燃公众对信息的渴求。这种时候，对于站在前排的新闻媒体是巨大的考验，如何报道，如何叙事，如何既传达出足量的有效信息，又不至于被人指责是在“消费灾难”？

我小时候，有一个迷信，只要家里有人出门，不管是我自己还是父母亲戚，我都会在心里默默想象飞机失事、火车出轨、大街车祸……为什么？因为那时我看到的灾难报道，都会有这么一段：当某某某告别家人出门时，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最后一面……既然“万万没有想到”就出了事，那我“早就想过会出事”，岂不是能保佑家人平安？

小孩无知，诸君莫笑，这事儿只说明，灾难报道有它的模式，报道者尽力拉大灾难场面与日常生活的反差，挖掘事前事后的种种征兆与细节，在字里行间暗示读者：如果这一切都不曾发生，该有多好。你得承认，这是最能催泪的手法——记者那段相当拙劣的假想，背后站着一个久远的传统。

与“坏事变好事”的中国灾难报道传统相比，这种灾难报道模式更普遍，更隐晦，也更有效。它让公众在瞬间飙飞的眼泪中释放了对公共安全的焦虑，同时，它让“最惨者”从受害者行列中被独立出来，正如地震报道中的马太效应，海量的同情与援助涌向那些被锁定的典型地点与人物，有意无意地造成了对其他非重点人、地的遮蔽。

如果叙事者是在文学创作，这种以点代面的典型挖掘方式或许无可厚非，被描写对象的代表性由作者决定。然而在新闻报道中，这种模式是该受到质疑的，它用个人命运代替了群体命运，又用生活细节模糊了灾难信息——是的，不只灾难，当一桩桩案件转化成《知音》上的报道时，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王小波说，只会让人哭的电影不是好电影。而只会让人哭的新闻报道，就更糟糕了。那些煽情段落，那种表达模式，根本无法提供灾难的有效信息，相反，它占据了版面、时段与眼球，让灾难变成一出出反复上演的肥皂剧。或许可以将之称为新闻报道中的“文学腔”，这是对文学表达手法的滥用。

我们都知道，海明威因为当过记者，在小说里也惜语如金。那么，还在当着记者、写着特稿的中国海明威们，你们会甘于当一个只会煽情的三流小说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