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所有人都是命运共同体，只有恪守诚信、主动积极配合疫情防控，才是应有的正确姿势

　　张智全

　　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已具备全球大流行特征。境外输入已经成为北京市疫情防控的主要风险，成为新确诊病例的主体。在15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政府副秘书长陈蓓表示，为防控境外疫情的扩散，自16日零时起，所有境外进京人员均应转送至集中观察点进行14天的隔离观察，隔离人员费用需要自理。虚报信息、隐瞒病情，造成疫情传播的，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并纳入信用体系(3月16日《北京青年报》)。

　　疫情是一面镜子，既能照出公民个体的担当作为，又能照出公民个体的诚信底色。在疫情防控期刻意虚报信息、隐瞒病情，不仅会加剧病毒的传播扩散，延误自身治疗，而且也会威胁社会公众安全，干扰战“疫”大局。这种害人又害己的行为，既有悖诚信，又涉嫌违法，对其予以失信惩戒，显然是防控疫情的题中之义。

　　有人认为，既然虚报信息、隐瞒病情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那么只要对直接责任人依法惩处即可，用不着再对其施以失信惩戒。毕竟，我国刑法和传染病防治法对这种行为已有明确惩治规定，再对其辅以失信惩戒，不但有迷信失信惩戒威慑作用的倾向，也有把失信惩戒当成“箩筐”之嫌，不宜推而广之。

　　尽管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在诚信逻辑上却站不住脚。就信用的内涵而言，信用既包括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民事信用，也包括民事主体与行政主体间的管理信用。根据相关法律，个人有向防疫部门报告信息和自己病情的法定义务。这种法定义务，实际上是公民个体用自身信用背书，与防疫行政部门之间形成的一种契约，公民个体应恪守诚信，促进契约不折不扣履行。在疫情防控期虚假陈述信息或隐瞒自身病情，属于违背诚信不履行契约的典型表现。按照违约必担责的法治原则，公民个体违背了诚信原则导致契约不能履行，就应为此承担失信惩戒的责任。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对疫情防控期不如实陈述信息或隐瞒病情者施以失信惩戒，是符合失信惩戒的基本逻辑和原则的。

　　更为重要的是，失信惩戒是法律惩治不法行为的有益补充，对疫情防控期虚报信息或隐瞒病情者施以失信惩戒，无疑更有必要。众所周知，并不是所有的违法行为法律都能包罗万象地予以严惩，当一些涉嫌违法的行为还够不上依法严惩的标准时，就不能单一地寄希望于通过法律手段来发挥威慑作用，还需要补充其他惩戒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让失信惩戒及时补位，就成了不可或缺的选择。

　　尽管失信惩戒的威慑效果不如法律制裁那般立竿见影，但这种惩戒所形成的“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效果，更能让被惩戒对象有如芒在背的切肤之痛。面对失信惩戒所带来的长久威慑，刻意在疫情防控期虚报信息或隐瞒病情者，惟有在从善与从恶之间作出理性选择，才是应对疫情的正确姿势。这对依法有效阻击疫情、凝聚相向而行的疫情防控磅礴动力，都大有裨益。

　　值得肯定的是，目前多地也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将疫情期间虚报信息或隐瞒病情的行为纳入失信惩戒范畴。“祸莫大于无信”。疫情下，所有人都是命运共同体，只有恪守诚信、主动积极配合疫情防控，才是应有的正确姿势。不顾社会公共安全、刻意虚报信息或隐瞒病情，是对诚信的亵渎和法律底线的挑战。因此，在对失信者依法惩治的同时，更有必要再辅以失信惩戒。这不仅是褒扬诚信的要求，也是全面打赢疫情阻击战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