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发地开元广场

县城里的范仲淹像和正在建设的高楼

县城周边的路上满是黑色煤渣

陕西咸阳市下面，有一个叫做彬县的小县城。县城里最热闹的中心广场上，6月16日发生了一起命案。一个流浪汉满身是血，躺在广场前的人行道上。警方判断，他是被人杀死的，可是就连办案刑警都想不明白——谁会谋杀流浪汉？

在这个大山环绕的县城，流浪汉被人们叫做“疯子”。警方排查过各地通缉的流窜犯，也怀疑过意识错乱的精神病人，均无果。县城里甚至开始流传，说杀人的一定是高科技犯罪团伙，要窃取疯子的器官，搞人体实验。

答案比任何一种猜测更令人惊讶。根据一条小线索，在侦破技术的帮助下，凶手的面目从监控录像里一帧帧地“刷”出来——那只是5个少年。他们中最大的不过16岁，最小的只有13岁。在昏暗的路灯下，他们几个挤在一起走路，像扭捏着不愿上台演讲的孩子，边走边推搡，爬上广场的台阶，走向流浪汉。

领头的少年被抓后，告诉审讯的警察，“当时我跟几个伙计，说要抢钱呢”，可是后来几个人胆子小，一直没敢动手，看到流浪汉睡在广场，就说，“拿疯子练练手”。

粗糙的预谋

5个少年里，领头的那个叫小龙，今年16岁。被抓的时候，他正在农村老家里躲着。他家村子距离县城大约10公里，没有公车直达。这里很容易辨识：低头看地面，只要还踩着灰色水泥地，就是县城，远一点的地面遍地堆积着黑色煤渣，那是支撑这座县城发展的煤矿区，再远一些，一脚踩着苔藓一脚踩着泥巴的地方，就是小龙长大的村庄。

小龙见到警察的时候，并没有显得很害怕。他留着光头，黑黑瘦瘦，个子不高，总是昂着下巴。他的脚上蹬着一双蓝色塑料拖鞋，格子衬衣只扣着倒数第二个扣子，就跟着警察走了。

县城里跟他差不多年纪的少年，这个时候还在为上学忙碌。当地官员喜欢跟人炫耀，这里重视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是义务教育”。可是，一个跟小龙一般儿大的女生说，自己从小在县城读书，年级升得越来越高，老同学却剩得越来越少，感觉上着上着学，班上的同学都渐渐没了。

女生说，那些成绩好的，大多离开这里，挤去咸阳或者西安的重点中学，卯足了劲要考一个好大学；那些成绩不好的，尽管当地高中把入学标准降到了200多分，可还是有大把人考不上，7门课的成绩加一块都达不到这个数，而他们又不愿意交动辄上万的赞助费，渐渐也都没影儿了。再见到他们，可能是在网吧里，酒桌上，或者在县城马路边游荡。要么就再也见不着了，他们或许去咸阳打工，或许去西安找事儿做，甚至到更远的地方谋生。

对小龙而言，读完了小学五年级，他就再也没有念过书。小龙爸爸说，儿子跟自己差不多，除了自己的名字，认不得几个字，出门得叫人带着，不然全抓瞎。小龙家6间房，里面找不到一本书，屋里唯一一个带着字儿的显眼东西，只有挂在厨房的海报，上面写着“林志玲”。

5岁那年，小龙妈妈就跟人跑了。一家人靠爸爸在山坡上种地过活，小龙从小看着爸爸用肩膀担着扁担，踩着泥走2里地的山路，从村里往山上担肥料，从山上往家里担小麦，一亩地有时候得担个五六趟。小龙爸爸今年48岁，就这么担了半辈子担子，现在肩膀都紧实得跟砖头一样，没法放松。

在审讯录像里，陪儿子来的小龙爸爸双手抱胸，蜷缩着窝在审讯室角落，一副迷茫的样子。而小龙坐在一旁，歪着脑袋，一边用舌尖舔着自己的虎牙，一边跟警察说，他最大的目标，就是在县城迅速赚一笔钱，拿这笔钱买张去北京的车票，然后在那里继续打工赚钱。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在县城的一家火锅店打过工，可是干了8天还赚不到100块。于是，小龙花了60块钱，在宾馆开了个房间，叫上自己的兄弟，开了个会，商量迅速赚钱的方法——抢劫。

他提出了自己的策略：在县城最热闹的开元广场，趁晚上人们乘凉的时候，见谁有钱就“撂倒”谁，抢光他身上所有的东西，然后用抢的钱打的去西安，买火车票去北京。

小龙说，他还琢磨过，要是抢一个人钱不够，到了西安，就把出租车司机“撂倒”，接着把车拿到黑市一卖，那样一来，钱应该就够了。

参与这场抢劫会议的有小龙在火锅店打工认识的同伴，也是自己拜过把子的“兄弟”。长得黑黑瘦瘦的小康排行老五，矮矮壮壮的胖子是老六，他们都得管小龙叫“二哥”。另外两个新入伙的兄弟，是小龙在县城五星级酒店门口打群架时认识的，他管这叫“不打不相识”。

为了壮胆，小龙到“超值2元店”给每个兄弟买了一把刀，两把圆刃的水果刀，两把尖刃的西瓜刀，还有一把没有刀套的小匕首，留给自己用。

可一切没有想象中顺利。在宾馆开会的时候，自己的兄弟先闹起来了。同样16岁的小康说起话来文文气气的，他反对说，“这个想法太疯狂了”，年龄最小的胖子也跟着不愿意。胖子今年只有13岁，逢人就说自己是个“人见人爱的00后”，他拒绝别人叫他“小胖”，嚷嚷着要叫他“小乖”。小龙给他发刀的时候，刚刚从小学毕业不久的“胖小乖”闹别扭了，他对小龙说，“为什么要抢人，我不想抢人，我不愿意弄。”

小康回忆说，“二哥”用兄弟的方式解决了问题。他上前抡了胖子一拳，把刀扔给他，“跟着干！”

无果的抢劫

拉扯着不情不愿的胖子，和摇摆不定的小康，小龙出门了。那是6月15日的晚上，天气已经热了起来，广场上聚集着消夏纳凉的人。女人穿上了轻薄的裙子，身上只背着小小的皮包，有的男人只穿着背心裤衩就出了门，把所有随身物品塞进口袋，装得鼓鼓的。

广场旁边是当地最大的超市，叫做“家福乐”，9.9元一双的运动鞋装满整整一筐，任人挑选。

如今到这里，还能看见广场前的马路堵车，拉着煤块的大卡车别住了宝马车，双方都在拼命摁着喇叭。路过的商店宣传车贴着大海报，正在举办消夏歌唱比赛，不知名的选手用大音量的麦克风高唱：“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

小龙说，那天他们就打算在这里抢劫。可他们看着人们在眼前走来走去，背着包的，戴项链的，打手机的，确定了两三次目标，每次走到了跟前，谁都不敢动手，只好一次次退回来，在广场上坐着。

广场上坐着各种各样的人，带孩子的，遛狗的，光着膀子打牌的，拎着水笔写字的，当然，也有跟小龙看着差不多大的少年，有的三三两两凑在一起，嘻嘻哈哈抽着烟；有的穿着统一的短裙，向来往的人分发附近商店的促销传单——耐克专柜新品上市，新款1499元。

在小龙打工的火锅店，领班厨师长说，他们这些打工的常常聚在一起讨论，什么样的工作“最厉害”。常出现的答案是，好工作在煤矿。在县上不管打什么工，一个月最多一两千块钱，可在他道听途说打探来的消息里，不管是一线下煤矿，还是二线搞后勤，到了煤矿月收入就能上万。不过，这种关于“好工作”的讨论每次都以沮丧结尾——因为据说虽然下矿有危险，但想要干这行，也得“有关系”才进得去。

这些年来，闭塞的彬县因为煤矿积累了财富。这里建起了气派的高楼，马路甚至比咸阳更宽阔。当地宣传干部很乐于向外来的人介绍，他们为教育投入大手笔，花了2.2亿元建造职业教育培训中心，教学楼的门柱子都是比着美国高等学府建的。这个中心在新城区地标性的体育馆旁边，而那也是个大手笔，比着北京建的，“盖出来会跟鸟巢一个样”。

不过，火锅店的伙计们谁也没去过这个职教中心，他们只在坐大巴车离开县城的时候路过而已。这些恢弘的建筑甚至很少出现他们的讨论中，因为“出来还不是打工，可那地儿还要交钱”。

在火锅店打工的时候，胖子最爱满屋乱窜，拉人聊天，可是那天在广场上，他却坐在躺椅上不肯动，嘟囔着要回家。几个兄弟里，只有他家住在县城，是个“城里人”。他常在店里那些涂着长长睫毛膏的女服务员面前大声炫耀，说爸爸是个小煤矿主，家里有块小地皮，能自己开采，就光家里那辆拉煤车，一年就能赚上四五十万元。

一同打工的服务员打趣说，他是“富二代来体验生活”，他只是嘿嘿笑着不说话。事实上，没人知道他撒了谎。他的父亲其实只是县城倒闭药厂的下岗工人。胖子在家偷过家里人的钱，但他在外面干过的最出格的事情，也不过是在火锅店拼盘的时候，勾着领班的脖子，指着给顾客准备的点心，笑嘻嘻地跟他商量，“肚子饿了，让我吃一个吧，行不行？”

小龙几个人就这样，一边吵吵着，一边坐在广场，一直等到后半夜，等到广场上消夏的人渐渐散了，剩下离他们不远的一个流浪汉，躺在长椅上睡觉。

广场上只有最后一个目标——一个孤身走过的女人。她几乎符合少年们计划的所有要素：穿着高跟鞋跑不快，身上背着包会有钱，现在广场上没别人，抢了可以迅速跑。

小龙叫上兄弟要动手，可胖子又不愿意了。他没拿出小龙为他准备的刀子，反倒拿出了手机，要打电话回家。小龙把他的手机夺过来，扔到地上踩了踩，然后把胖子从躺椅上推下来，叫他去一边看着。

可是，还没等小龙他们走到面前，高跟鞋女人就快步走到路边，挥手拦了一辆出租车，离开了广场。

盲目的跟随

倒在一边的胖子看到最后一次抢劫行动也失败了，开始大声嚷嚷，“不弄了，不弄了。”

“不弄了？去你妈的！”小龙大声吵起来，“你X谁呢还是晃谁呢？你不弄了？赶紧给我滚！”

凌晨3点后的广场，只有小龙他们5个人，以及睡在附近的流浪汉。小龙拿出事先买来壮胆的刀，瞅了一眼流浪汉，冲胖子说：“没胆儿就赶紧给我滚，再不就过去那边，拿疯子练练手。”

睡在躺椅上的流浪汉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在之前的许多日子里，这个广场是他夜晚安眠的绝好去处。当地官员介绍，为了竞争“全国卫生城市”，他们把县城划块，每一块地面都有一个清洁工专门打扫，这其中就包括流浪汉安睡的躺椅。没有人会轰他走，他每天都有干净的躺椅选择，靠马路的，有树荫的，挨着喷泉的。

可是，这一晚的美梦却被抢劫失败的少年们搅乱了。回忆起那天的情形，小龙和小康跟警察说，睡得迷迷糊糊的流浪汉，从广场看台旁边的木头躺椅上坐起身来，不耐烦地冲他们抱怨：“朝一边儿去，赶紧走！”

小康把小龙拉到一边，陪他坐着聊天。小康读书不错，小学考过全班第八名，“三好学生”奖状至今还贴在一家5口住着的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墙上。他跟小龙一样，出生于满地长苔藓的村子，但是小康爸爸为了让儿子读县里的中学，举家搬进城。他跑到学校找老师谈话，回来还勉励儿子：“别人念着念着就不念了，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搬家的决定对于小康家并不容易。母亲不识字，没工作，父亲虽然在煤矿工作，但每个月只能拿到3000多块钱。小康还有两个姐姐，他们跟父母挤在一间房子里生活，住在县城角落的城中村。

那地方看上去像个大杂院。在这里，水泥地的县城可以找到长着苔藓的泥巴路，十几户人家挤在一间小院里，每家都用被罩挂在门口挡着。站在院子中央能听到一楼的男人跟女人吵架，看到二楼的住户从窗户往楼下泼水。院子外面是林立的绿树，树下是一条干枯的河，堆满垃圾袋。院子外焚烧垃圾的焦糊味，混杂着院子里做饭的炉火味儿，不远处山上跑着的运煤车则不停地摁喇叭。

“娃根本在屋里待不住，动不动就要往外面跑。”在切菜板、摩托车和呼啦圈共处一室的屋子里，只有一盏发黑的白炽灯，小康的妈妈捂着脸哭着说。她没读过书，但她一心想让儿子读好书，为此她把印着古诗词的旧挂历整齐地贴满出租屋的墙壁，还到处去请教培养孩子的诀窍。她问过住在隔壁的，街上卖菜的，还有学校外面等着接孩子聊天的，“他们都说不能让娃出去，可是怎么说他都不愿意待，一个劲儿要出去。”

从今年3月开始，上初中的小康闹着不学了。他坐在父母和自己挤着睡的大床中央，嚷嚷着要赚钱，赖着不出门上学。爸妈虽然反对，最后也只能跟他达成妥协——等到秋天，去读个职业技术学校，在此之前，可以先到县上打工。

小康说，他很快发现，外面的世界没那么简单。有天晚上快两点了，他在跑着拉煤车的大街上，看到一群男人追着两个女人，不管女人如何呼喊，并没有人去帮助她们。

“我觉得外面社会太乱了。”在警察面前，小康扭捏地选择靠着墙根的角落坐着，耸着肩膀，用手掌摩挲着自己的膝盖。他在火锅店打工认识了小龙，跟他拜了把子。“我就想跟二哥他们……我们发誓，以后相互罩着干。”

但对“二哥”提出的抢劫，小康说他没同意。他说，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用刀子，之所以会跟着出来，只是因为他不想忤逆小龙这个“二哥”，想什么都跟着他。

无解的出路

准备了一晚上，什么都没有抢到，小龙不太能接受这场抢劫计划的失败。他说，当时身上已经一毛钱都没有了，可是，他迫切地需要钱，去买一张火车票，离开这个地方。

小龙想去北京，一个他第一次见到地铁和电梯的地方。不过，他已经不太记得该怎么去北京了。两年前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还是老乡带着他，逃票坐上了火车。

在陌生人面前不爱说话的小龙，总是绷着一张脸，额头上勒出与他16岁年龄不相搭配的抬头纹。但是只要一说起普通话，一说起北京，他整个人都放松了，偶尔还能露个笑脸。

他对北京生活的印象，只有三个字：“好着嘞！”他在北京当过后厨，做过保安，还在肯德基做过冰激凌。在他的描述里，在北京每个月能赚三四千，还包吃包住，尽管住的只是四五个人拼一间的地下室。他说，自己两年赚了4万块钱，还寄给了爸爸1万7。

但小龙爸爸说，从来没有收到过儿子寄来的钱，他甚至很少接到儿子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对于儿子外出打工的事，总是悬着一颗心。娃出门打工的时候，还不到他的肩膀高，两年没回家，再见面已经比自己还高了。不仅个子长了，还学会了抽烟，一天至少抽半包，胳膊上也不知什么时候烙下了一个个圆形伤疤，像是被烟头烫过的。

小龙爸爸也外出打过工，在深圳给人铺路，干了4年，带着几万块钱工钱，和一身的风湿病、动脉硬化回来了。他回村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始给家里盖房子。他把小龙从北京叫回来，要他待在家里看屋子，不愿意他再出去打工，“外面社会太复杂，我怕他出去出事”。

可是，待在家里对小龙来说太难熬了。在这个小村子，生活只有两种模式，出门种地，回家做饭，顶多再多一种模式，外出打工，回来盖房子。

如今他家虽然盖起了全村唯一一户贴着亮白色瓷砖的小平房，但姐姐在外地打工，71岁的奶奶要下地干活，爸爸要去地里用扁担挑麦子，白天只有他守着6间空荡荡的房子。屋里唯一的装饰品插在窗户把手上，是两根彩色的野鸡毛。

从没出去打过工的小康，并不太理解小龙的焦虑。他唯一一次走出彬县，是12岁那年发高烧，爸爸抱着他去西安看病。小康爸爸说，他们在医院门口排队，挂了3天号才看上大夫。夜里抱着小康输液，他看着脸色透红的儿子半夜突然醒过来，在挤满陌生人的挂号队伍旁边来回打滚，自顾自地疯跑起来。照小康妈妈的说法，那次看病耽误，可能把儿子的脑子“烧坏了”。

小龙说，他很想念在北京的日子。在那里，他在宾馆门口当保安，穿着浅蓝色的制服，感觉自己跟进了“特警队”似的，特有面子。他不会上网，但是偶尔有人请客，带他去网吧的时候，他就只看恐怖片和警匪片，看那些穿着跟自己差不多衣服的警察，在电影里抓坏人。小龙跟审讯他的警察说，他本来的理想，是要当一个警察的。

在北京，小龙还谈了人生第一场恋爱，女朋友是同在宾馆打工的服务员。小龙说他前前后后给了女孩近1万3，叫她买衣服，或者寄给家里。后来，小龙发现这个女孩早就有男朋友，从一开始就骗了他。但小龙说，他还是告诉女孩，“有事再来找我”。

但现在，通往北京的道路似乎堵死了。爸爸不给他路费，自己打工赚的钱又少。他在火锅店负责切菜，厨师长常常看到他一个人站在角落，一言不发地切一上午菜，三下两下就能把一整条鱼带着血剁成一块块的，然后就从后门出去，一个人到天台抽烟。

那个天台上并没有什么好风景。在这个三层小楼的屋顶，环顾四周只有上世纪80年代盖的机关单位大院，门口坐着如他父亲一般年龄的劳工，在马路牙子上等待活计。远处正在盖大楼，一架架起重机轰隆地响着。

再往远处，就没有别的新玩意儿了。彬县在古代是流放官员的地方，范仲淹就曾经被贬到这里当地方官。除了高楼跟当年长得不一样，放眼望去，四面依然是如围墙一般的山。

小龙家的平房和院子

小康曾经就读的中学

突然的刺杀

小龙和小康坐在广场上，胖子窝在躺椅的一边。小康劝小龙，“不要弄了”，“跟人家无冤无仇，为什么要伤人家？”

他们面前的县城，一天当中也许只有这一刻有些许安静。等太阳升起来，广场对面的工地又会响起轰隆声，要盖一栋比现有最高楼还要高的大楼。眼前的马路又会跑起长长的拉煤车和发亮的宝马车。清洁工又会出现，按片区打扫卫生。

小龙说他很沮丧，抢不到钱，去不了北京，他就要回到水泥地上的厨房干活，或者回到苔藓地上的老家种地。

少年们叽叽喳喳地吵着。被吵醒的流浪汉又开始有一句没一句地唠叨。小龙冲着他说：“这广场是你睡的？去你妈的！”

流浪汉坐起身回了一句：“我在这睡不睡，关你啥事？”

小康拉着小龙：“不要弄了。”

可是流浪汉依然骂骂咧咧。他再次准备睡觉，嘴里念叨着：“小屁娃，你妈的！”

小龙被许多人骂过，上学的时候，考试只拿十几分，被老师骂过，被父亲打过；打工后，打他的人就更多了，不满意他的工头，发脾气的老板，动不动就挥手上来，朝他的头上打。他一直留着光头，直到最近渐渐长出细细的头发，长不出头发的地方，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伤疤。

在看守所，小龙抽着烟，眉毛瞪得老高，跟警察辩解：“他不骂那话，我绝对不会理他。”

当时，小龙掏出在2元店买的刀，冲向躺椅上的流浪汉，朝着胸口刺了一刀。根据后来法医鉴定，这一刀直直刺中了心脏。

流浪汉从躺椅上挣扎起来，边喊救命，边往远处跑。小龙跟在他后面追，结果流浪汉一转身，抓住了小龙的刀刃，跟他争夺起来。

小康说，那一刻他就慌了，眼看着流浪汉就要抢过刀，搞不好小龙会被刀伤到。于是，他赶紧拿着自己的刀，冲过去帮忙。可是他从来没有动过刀子，他在火锅店的工作是负责摆盘，只要把东西摆得整整齐齐，就算是工作完成了。

“我当时想，是用刀背还是刀刃。可是我不想杀死疯子，我只想打昏他，别伤到我二哥就行。”小康说，他冲了过去，拿起刀背狠狠砸了疯子一下，然后拉起小龙就跑。

临走前，小龙还用刀子砍了一下流浪汉的胳膊。流浪汉彻底瘫倒了。

和他们一起的两个兄弟从广场后面正在修建的观光台阶跑进了山，至今没有被找到。胖子吓得从躺椅那边跑开了。小康拉着小龙往外跑，小龙栽了一跤，手里的刀掉在广场台阶上，但也顾不得捡了，两个人在水泥地上奔跑，朝长着苔藓的老家方向跑去。

凌晨3点半的广场，只剩下被刀刺中的流浪汉。他躺在旗杆底下的人行道上，脸朝着天。在这个曾经流放范仲淹的地方，路边墙上刻着《诗经》，街头垃圾桶上写着警句，距离流浪汉最近的路灯，灯罩碎了一角，昏暗的灯光映出灯罩上的诗句，“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斩断的生活

天亮了，负责打扫广场的清洁工，在人行道上发现了全身冰冷的流浪汉，胸口流出的血凝结在地面。没过多久，警察和医生也来了，电视台派了记者拍新闻，看热闹的人们围在流浪汉的尸体周围。

警方说，直到今天他们也没能弄明白，广场上被杀的流浪汉是谁。他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的身份。唯一的方法只有等，等到有天他的家人来报案，如果血液能跟流浪汉的相匹配，也许就能知道他是谁了。

在小龙打工的火锅店，服务员三天两头地换人，领班的厨师长几乎都忘记了小龙他们几个。他知道人人都在聊的广场杀人案，但却没想到凶手是自己曾经的同事。他吃惊地瞪着眼睛，愣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问：“他们杀了疯子……那……那偷的器官到底卖了多少钱啊？”

他再没见过这几个打工少年。因为胖子只有13岁，被交由父母管教。他的那个并没有小煤矿的父亲，带着孩子举家搬离了彬县。小康爸爸带着儿子，到公安局自首。

警察去小龙家那个新盖的小平房抓他的时候，老实的小龙爸爸破天荒地跟警察撒了谎，他试图骗警察离开，然后送小龙逃走。可是他拙劣的撒谎技术，被警察一眼看破，他没能保住自己的儿子。

村里乡亲喜欢凑在路口聊天，小龙爸爸基本不怎么参与。邻居常常以为他家没人，因为他最近总是一个人坐在房子后面，守着摞得跟房子一样高的秸秆，背对着院子抽烟。

他说，他很挂念娃。可是他已经很久没能跟小龙亲近了。小龙7岁那年，他出去打工，一去就是4年，攒够钱盖房，没多久小龙又去北京打工了。他很久没跟小龙长聊过，甚至都不怎么能见到儿子。

家里人所有的照片都在一个方形玻璃框里，那是每个人的1寸证件照。小龙的那张还是小学时拍的，洗出来模模糊糊。相框里唯一一张清楚的大照片，是穿着呢子大衣的毛主席像。

在贴着白色瓷砖的空荡荡房子里，小龙爸爸坐在小板凳上。盖起了新房，却还没有大门，小龙从小玩耍的院子就那么敞开着。这个父亲摩挲着沾满烟灰的手掌，说：“房子好了，娃没了。”

县城里，广场上流浪汉留下的血迹，在清洁工日复一日的清扫中，已经看不见痕迹。女人的高跟鞋踩过广场前的人行道，孩子用街边少女分发的促销传单，趴在躺椅上叠纸飞机。几个留着长长刘海的少年坐在喷泉旁边，分享着一根烟。

在看守所，小龙一直昂着头回答警察的问题，只在说起一件事时，埋着头不肯抬起来。他说，杀死流浪汉那天，他想要的真的只是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他想用这张票，再去北京打工，赚一笔钱，回来给爸爸买一辆三轮摩托车。这样一来，爸爸就不必扛着扁担，一步步走着去担麦子了。